漫无目的地走路，不知何去何从，从西四走到灵境胡同又走到西单，终于在西单文化广场高高的没有花的花坛上坐了下来。文化广场是一片空白的平平的荒地，傍晚滑轮滑和喂蚊子的绝佳场所。宽阔的大街边上突然开出了这样一片大大的极为不搭调的开口，似乎在喧嚣的交通和人群里开通了一个异次元空间。在这片空地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了提议者力排众议的努力，及其看到广场最终建成后心中巨石的落地。 在花坛的高处坐着，就好像夜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俯瞰城市的花花绿绿，但庆幸的是远处的一切与我无关。在香港的各个角落都布满了全世界的旅居人士，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来自国外，这里的广东话我无法理解，想要说话时亦不知该说英语还是普通话。于是这种城市与我的关系变得微妙棘手，想要接近融合的强烈热情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的磕绊局限无时无刻不在冲撞着，把我在国家边界左右推来推去。走在逼仄起伏的香港小道中，有时心思似乎回到了爱丁堡，那些截然不同的氛围和街景，却又给了我似曾相识的感受。爱丁堡的路起伏不平，上上下下有时坡度确实过大。每天早上从住的地方上坡下坡再上坡下坡走到大学，来来回回走了一年的时间。周末无所事事或烦事缠身，便躲避在住处后面的亚瑟王座山，迎着烈日不知疲倦地登上，再辨不清方向地摸黑回来。在香港的一夜，从港大微醺地晃回宾馆。即使没有方向感的同时丧失了平衡感，却异常清楚自己一定能走到目的地。因为那上上下下的小路就是我走过无数次的爱丁堡的一条小巷。 下午在1901坐着，这家咖啡厅是包豪斯式样的建筑，有着民国时期的装潢。盯着桌上的油灯出神，回过神来的时候突然想要走回家，毕竟五大道离我家不远，从马场道穿过天外就可以走回去。开始收拾东西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身在北京。这里不是天津的五大道，而是北京的西安门。我愕然，有一种可笑而无可奈何之感。 关上电脑，从花坛上跳下来，沿着长安街一直向前走，漫无目的。长安街那么长，一会儿像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一会儿又像巴黎的拉德芳斯……直到被新华门的几个大字惊醒：“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城市的表象于是被罩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里面，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性格。 我去过很多城市。这些城市总会带给我无尽的新鲜感和好奇的冲动，但它们又过于相似，以至于我从来无法将它们区分开。如果把它们的名字拿掉再将上面的几段连在一起，它们便极有可能是对一个城市的描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竟如此难以置信的接近。